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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葛洪义：关于我国地方立法的若干认识问题，载于《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1期。

与此相比较，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从新区设立、改革推进到经验复制的整个过程在维护法制统一性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第三，以地方立法巩固先行先试经验。

又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中提出：对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对全国起重要示范带动作用、对雄安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新区先行先试，争取率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目前是国务院通过批复、决定，或者国务院部委通过指导意见等形式授权新区先行先试，例如国务院《关于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的批复》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都属于国务院及其部委颁发的规范性文件，与行政法规相比，国务院规范性文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对于以上质疑，需要思考的是，在国家不断推广国家级新区建设、鼓励先行先试的今天，赋予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是否会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法制做法，在兼顾推动改革创新和维护法制统一原则方面探索出一条新的地方法治建设路径。而国务院暂停特定行政法规在国家级新区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原来的备案内容，因此国务院暂停行政法规在新区的实施情况应重新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二，基于先行先试事项形成的经验不一定具有可复制性。

第二阶段：暂停实施相关立法，保障改革进行。二、先行先试权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运行模式 授权主体、授权方式决定了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的形式合法性，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的运行模式影响其存在的实质合理性。[18]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宪法》草案第23条由此提出的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各级的积极性，乃是宪法性文件第一次在央地关系层面提及积极性的表述，且从该表述所置身的规范语境来看，似乎也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

[66]实践中对于推进与财权划分相适应的事权划分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事权-财权模式就暗含了将财权划分的改革成果引入并反哺事权划分的理论期待。[69]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44]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进一步将其提炼为：凡是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二是对与事权范围相匹配的财政资源的掌控。

另一方面，还要求各级政府实施事权的行为应当在其所享有的财权的范围内实施，否则，将会造成对其他作为实施主体的政府的财权造成侵害。参见前注[6]，薄一波书，第340页。

[73]王理万：《行政诉讼与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71]同前注[46]，郑毅文。[77]《地方组织法》在列举地方各级国家机关职权时最后附带的兜底条款，在相当程度上为前述协商结果的动态实现提供了开放性的规范基础。[35]苗连营、王圭宇：《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此外，既然央地关系远不止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关系，那么试点问题当然也就不仅限于政府职能的层面。同时，根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还另在27项自治权范围内享有更大的主动性。[76]同前注[74]，戴激涛文。[110]如上世纪80年代末，面对经济过热的局面，邓小平就明确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地方政府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下有对策。

[96]王建学：《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遵循比例原则》，《法学》2017年第)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商业部对商品价格的管理，原规定部管)种，总公司管。[84]参见郑毅：《论作为半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兼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法制建构》，《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3期。

[80]参见胡玉桃：《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路径》，《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0期。这类情况比较复杂，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央的间接许可，近年来地方土地财政诱发的房地产泡沫和中央调控在相当程度上沦为空调的实践即为典型例证。这对于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第二，从立法机关修宪的原初意图来看，除从经济拓展至权力配置的领域变更之外，七八宪法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提法的逻辑仍应延续。博弈理论则更倾向于解释中央和地方在事权静态划分基础上的互动过程。[17]同前注[7]，薄一波书，第345页。

剖析主动性规范内涵的关键还在于其与作为并列性规范角色出场的积极性形成的二元结构。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

第三，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体现中央战略意图、跨省(区、市)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明确各承担主体的职责。……事实上财力与财权并不矛盾，对于财权来说财力限定其真正可支配收入及财政资源。

[3]还有学者认为地方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就是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允许地方做中央或国家法律法规不禁止做的事情，中央(领导人及部门负责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15]参见张传武：《论毛泽东两篇历史性文献的内在关系——兼论毛泽东为何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理论学刊》2016年第6期。

[55]分税制改革前的中央财政窘境即为这种情形的典型写照。总之，虽然诉讼解决作为央地事权纠纷的最佳解决机制在理论上无疑，但应在各方面条件渐次齐备之后方可尝试。不论是主动性还是积极性，其内在价值追求本质相同，均以地方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和地方合理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的形式，强调了公开讨论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愿意考虑相反的观点。

易言之，只有中央认可并促进的地方主动性方为该款所保护和鼓励的对象，认可与否的判断基准仍在于是否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提出了明确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法》的立法目标。

[6]显然后一种含义更契合本文论域。[83]具体到本文论域，前一种解释显然更应重视。

人们一般将这种现象视作批判对象，[97]而笔者认为尚应结合中央的主观立场作具体判断。[107]同前注[104]，朱广忠文。

[106]周其仁：《城乡中国(下)》，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99页。[105]有学者坦言：这么大个国家，中央文件写得太细、太板，底下没法办。[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页。

[39]其中有些理论的归纳较为牵强，与其说是理论基础，毋宁说是划分原则(如依法理财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等)，有的甚至只是对现状的描述(如市场经济理论、公共需要理论、制度变迁与体制创新理论)。[103]这类隐性对抗策略的实施，中央往往并不知情。

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43]参见前注[7]，薄一波书，第61页。

[50]由此，与其说我国《宪法》3条第4款强调的是单纯的职权划分，毋宁说其隐含了更重要的、不同级别政府间履行职责的能力的划分乃至资源(主要是财政资源)配置的方案——在现代国家，这种具有基础性价值的资源主要就指向财政问题，这也是财政学较早介入央地关系研究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央的积极性也并非不能从宪法文本上加以体认。